钱理群先生在元旦给出了四条新年祝福:
第一,观察。这是一个没有方向没有真相的时代,每一位个体一定要认真观察,尽可能掌握真实信息。
第二,等待。要有耐心,甚至要有长期等待的心理准备。
第三,坚守。在这样一个时代,要特别坚守人生原则,坚持做人的良知和底线,决不出卖灵魂。
第四,做事。今天还是有做事空间的,要踏踏实实地做自己想做的事、该做的事。
作为著名的鲁迅研究者,钱老早已将鲁迅精神内化,从他的新年祝福里不难看出鲁迅的影子,不妨从鲁迅说过的话中试摘录一部分来对读。
钱理群先生之所谓观察,是永远坚持着独立和自由的思考,敢于正视现实,寻求真理。
“ 关于“观察”
“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,用瞒和骗,造出奇妙的逃路来,而自以为正路。”(《论睁了眼看》,《坟》)
“可见中国的邪鬼,非常害怕明确,喜欢含混。”(《致增田涉/1934年2月27日》)
“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找一个导师。然而我敢说:他们将永远寻不到。”(《导师》)
“较好的是思索者。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,但还不免是空想,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,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。”(《读书杂谈》)
“大概,人必须从此有记性,观四向而听八方,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,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,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,总而言之,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。”(《忽然想到》)
在鲁迅看来,要多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以防止受骗,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、在和同道的朋友的联合中互相砥砺前进,尤其要远离道貌岸然的“正人君子”,警惕自欺欺人的国民性。
钱理群先生之所谓等待,是长存希望,是“韧性”精神。
“ 关于“等待”
“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,有存在,便有希望,有希望,便是光明……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,为光明而灭亡,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,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。”(《记谈话》)
“激烈得快的,也平和得快,甚至于也颓废得快。”(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)
“……我所采取的战术,是:散兵战,堑壕战,持久战——不过我是步兵,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。”(《致萧军/1935年10月4日》)
“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,那要义就是韧性。”(《娜拉走后怎样》)
“在进取的国民中,性急是好的,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,却容易吃亏,纵使如何牺牲,也无非毁灭自己,于国度没有影响。”(《两地书·一二》)
而希望和“韧性”精神,都是鲁迅精神中的关键词,他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,也将虚妄一同放逐,要战斗、要革新、要前进,但是也始终强调鏖战的艺术和持久战的思想觉悟。
钱理群先生之所谓坚守,是不盲从,有操守,有真正的信仰。
“ 关于“坚守”
“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,少有韧性的反抗,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,少有敢扶哭叛徒的吊客;见胜兆则纷纷聚集,见败兆则纷纷逃亡。”(《这个与那个》)
“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?每一新的事物进来,起初虽然排斥,但看到有些可靠,就自然会改变。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,乃是讲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。”
“看看中国的一些人,至少是上等人,他们的对于神,宗教,传统的权威,是“信”和“从”呢,还是“怕”和“利用”?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,毫无特操,是什么也不信从的,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。”(《马上支日记》)
“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。无论那一国人,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。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,总是疑,而并不下断语,这才是缺点。”(《我要骗人》)
“人而没有‘坚信’,狐狐疑疑,也许并不是好事情,因为这也就是所谓‘无特操’。”(《运命》)
而鲁迅笔下,对于中国人的逢迎拍马、旧事物的变新为旧洞若观火,坚守不是小偏执、小确信,而是建立在观察、等待基础上,在经历了人世沉浮、看遍人情冷暖、遍历蝇营狗苟之后,仍旧秉持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信仰。
最后,钱理群先生之所谓做事,则在鲁迅的“泥土”精神、“苦工”精神中体现的淋漓尽致,这也使他与那些单纯喊口号,或者以各种主义做戏的人相分别。
“ 关于“做事”
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,……”(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)
“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,而别人却很切实,……”(《致台静农/1933年6月5日》)
“中国的文坛上,人渣本来多。近十年中,有些青年,不乐科学,便学文学;不会作文,便学美术,而又不肯练画,则留长头发,放大领结完事,真是乌烟瘴气。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,实在怕不免于糟。”(《致杨霁云/1934年6月3日》)
“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,就是:一要生存,二要温饱,三要发展。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,无论是谁,我们都要反抗他,扑灭他!”(《北京通信》)
“骂别人不革命,便是革命者,则自己不做事,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,自然便是更做事者。”(《致郑振铎/1934年6月21日》)
在当下,时常弥漫着一股消解鲁迅意义,将鲁迅庸俗化的氛围,是啊,他太难懂、太晦气、太咄咄逼人、太不给人面子、太让人难堪下不来台。
不管何时读到鲁迅,我们心里总会有所触动,他永远让人冷到谷底又热泪盈眶,是一种痛定思痛之后沉潜的力量,在新冠疫情形势依旧扑朔迷离的新一年里,鲁迅的思想依旧具有穿透力和洞察力。
面对“当下中国是否需要鲁迅”的争论,钱理群多年以来一直积极发声。他指出,鲁迅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、以及古今中外一切思想,都存在着既“在”又“不在”的关系,这使得鲁迅的思想始终具备现实性。
而鲁迅的怀疑精神最终也指向自身,他的思想始终处在流动、开放的过程,在鲁迅面前,我们必须独立思考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,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,他始终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,为他们悲哀、叫喊和战斗,又将自己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。
《祥林嫂》,张漾兮画
小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钱理群先生在《鲁迅与当代中国》中,对于鲁迅精神的深入感悟和体认,也是关于“观察、等待、坚守、做事”的展开,让我们一起重张鲁迅精神,厘清时代真相!
01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?
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、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:在将“鲁迅凡俗化”的旗号下,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。
是的,鲁迅和我们一样:他不是神,是人,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。
但,鲁迅又和我们,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:他是一个特别,因而稀有的人。因此,我们才需要他。
这样说,强调这一点,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,重新把他看作是“方向”“主将”“导师”。——这些说法,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。
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“主将”,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、文化运动,他都是既支持、参加,又投以怀疑的眼光。
鲁迅从来就不是,也从来没有成为“方向”,他任何时候(过去,现在和将来)都不可能成为“方向”,因为他对任何构成“方向”的主流意识形态,以至“方向”本身,都持怀疑、批判的态度。
而且,鲁迅还向一切公理、公意、共见、定论……提出质疑和挑战。——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:“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”,断定“不管哪个朝代”,鲁迅“恐怕都是坏公民”,这是确乎如此的:鲁迅就是一个“好的怀疑主义者”和“坏的公民”。
鲁迅也不是“导师”。从古代到现代,到当代,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“导师”和“国师”情结,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。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。他在著名的《导师》一文里说,知识分子自命导师,那是自欺欺人,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;但他又说,我并非将知识分子“一切抹杀;和他们随便谈谈,是可以的”。
而鲁迅思想的特别,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,是他独有的。
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、话语结构中,始终处于边缘地位,始终是少数和异数。
他和以充当“导师”“国师”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,就在于他从不看重(甚至藐视)社会、政治、思想、文化、学术的中心位置,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,他愿意“站在沙漠上,看看飞沙走石,乐则大笑,悲则大叫,愤则大骂”,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。——当然,他更深知,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,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,他甚至说,这是“伪自由”: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。
而鲁迅这样的异数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,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,首先在于,它是一个检验:能否容忍鲁迅,是对当代,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、健康度的一个检验。
当然,任何时候,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,始终是少数: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,就不是鲁迅了。我曾在《与鲁迅相遇》里说过:“人在春风得意,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,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,人倒霉了,陷入了生命的困境,充满了困惑,甚至感到绝望,这时就接近鲁迅了。”
而我还想强调一点:我们今天所面临的,是一个矛盾重重,问题重重,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。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: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,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“站队”的传统,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,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。
我以为,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,鲁迅的既“在”又“不在”,既“是”又“不是”的毫无立场的立场,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、缠绕的分析态度,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。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、无以归类性,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,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,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,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。
02 鲁迅的坚守与质疑
很多人将鲁迅视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“主将”,由此引发出来的,是“鲁迅的方向,就是新文化的方向”这样的经典论断。鲁迅自己是明确将胡适视为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提倡者的,而陈独秀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主将,更已经是现在学术界的共识。不过鲁迅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及其价值,却是客观、准确的评价。
鲁迅的独立价值在哪里呢?这首先表现在他对“五四”的启蒙主义话语与实践的复杂态度。他确实为启蒙而写作,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启蒙的作用心存怀疑。但他又表示,“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‘淡淡的血痕中’看见一点东西,誊在纸片上”——在坚持中质疑,又在质疑中坚持,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,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,确实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。
对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话语——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,鲁迅也别有见解。
早在1908年,在其所写的《科学史教篇》里,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科学对于东方落后民族国家的特殊意义,给以很高的期待,但他同时提醒,如果以“科学为宗教”(即今天我们所说的“唯科学主义”),就会产生新的弊端:“盖使举世惟科学之崇,人生必大归于枯寂,如是既久,则美上之感情漓,明敏之思想失,所谓科学,亦同趣于无有矣。”
对民主的看法与态度也同样如此。早在二十世纪初所写的《文化偏至论》等文里,他在充分地肯定了英、美、法诸国革命所倡导的“政治之权,主以百姓”的“社会民主之思”,对反抗封建君主专制的巨大意义的同时,也提醒人们,如果将民主推向极端,变成“众数”崇拜,“借众以陵寡”,“托言众治,压制乃尤烈于暴君”,那就会形成新的多数人专政,其结果必然是历史的循环,又落入了新的现代专制。
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:鲁迅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领袖,是左联的“盟主”。但是鲁迅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也是既接受又质疑的。
比如“革命”。鲁迅说,有人一听到革命就害怕,其实“不过是革新”,他因此主张校园里的“平静的空气,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”,召唤“永远的革命者”,一再对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表示最大的敬意,这都是有文可证的。但,鲁迅也一再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“貌似彻底的革命者,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”,他们“摆出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,好似革命一到,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,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。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”。
比如“平等”与“社会主义”。鲁迅在《文化偏至论》里,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“扫荡门第,平一尊卑”的“平等自由之念”,给予了充分肯定。但从一开始,他就同样对平等可能导致的“偏至”提出质疑。
他说,如果把对平等的追求推到极端,“大归于无差别”,“盖所谓平社会者,大都夷峻而不淹卑,若信至程度大同,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”,“全体以沦于凡庸”,结果必然是社会、文化、历史的全面倒退。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,他在表示向往的同时,也在紧张地观察与思考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。
在二十世纪初,鲁迅强烈地感到片面、极端的“众数”的“民主”“平等”对“个体自由”可能造成的压抑,因此,他突出了“自由”的诉求;而在二三十年代,他却发现了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,自命“特殊知识阶级”,完全无视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,把对自由的诉求变成排斥多数人(特别是普通平民)的少数人的“精英自由”,这同样是对他所追求的自由理念与理想的另一种消解,因此,他又要突出“平等”的诉求。
不难看出,我们所讨论的“启蒙主义”“科学”“民主”“革命”“平等”“社会主义”“自由”等等,实际上都是“中国现代文化”的主要概念,构成了它的主体。而我们的讨论表明,鲁迅对这些概念,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观念的态度,是复杂的:他既有吸取,以至坚持,又不断质疑,揭示其负面,及时发出警戒。
这样的既肯定又否定,在认同与质疑的往返、旋进中将自己的思考逐渐推向深入,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充分地复杂化,相对化,可以说是鲁迅所独有的思维方式(其他思想家大都陷入“要么肯定,要么否定”的二元对立模式中)。
可以说,他既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者,又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解构者,因而,他的思想与文学,实际上是溢出中国现代文化的范围,或者说,是中国现代文化所无法概括,具有特殊的丰富性与超前性的,是真正向未来开放的。
03 “寻朋友,联合起来”
一位同学在他的日记里,这样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:“我对自己的将来一无所知,而且不愿意去知道。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天的平庸里,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,没有方向,漫无目标……”
另一位同学又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学生活:“每天都将日头睡上中天,在思维的急躁与行动的迟缓中踱入图书馆,然后无所选择地读上一通!就等着回食堂吃上一通没有味道的饭菜。害怕了那种心中的焦躁与行为上的无奈……”
这些真诚的内心袒露,真实得可怕,让我震撼。
我理解这样的苦闷。在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,从小就以“考上大学,特别是名牌大学”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;现在如愿以偿,进入了大学,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,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……
于是,就有了这样的生命的呼喊:“路该怎么走?我们怎么办?”
于是,就像鲁迅当年所说的那样:“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。”
而且无论是鲁迅那个时代还是今天,也真的有人以“导师”自居,自以为“真理”在握,向青年灌输,指路……
而我却想起了鲁迅的话——
“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?不如寻朋友,联合起来,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。你们所多的是生力,遇见深林,可以辟成平地的,遇见旷野,可以栽种树木的,遇见沙漠,可以开掘井泉的。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,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!”(《华盖集·导师》)
鲁迅这段话颇耐寻味,值得反复琢磨。我体会它至少内含着五层意思。
第一,不要轻信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假导师。鲁迅多次说过:“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”,“至今有时还在寻求。在寻求中,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”(《坟》),我怎么敢去充当年轻人的导师?这才是一个真诚的成年人的老实话:年轻人在寻路、前进的过程中,一定要对形形色色的假“导师”保持高度警惕。与其听他们高谈阔论,胡说八道,不如听鲁迅这样的“我也不明白应当怎么走”的低调的老实话。
第二,因此,青年人也不必拒绝成年人、老年人,他们的人生经验甚至教训也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,鲁迅说:“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。”他们的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是可以作为借鉴,应该认真吸取的。特别是在大学读书阶段,更应该通过广泛的阅读,像鲁迅所说的那样,“放开度量,大胆地,无畏地”将前人所创造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文明成果,“尽量地吸收”。(《坟·看镜有感》)
应该说,通过阅读经典,最广泛地吸取精神资源,是为我们前面说的寻求新的价值理想,确定自己人生目标奠定基础的。任何新的创造都不可能凭空臆造,必须有继承,才会有发展,鲁迅所说的“拿来主义”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拿来又不能代替创造,即使前人、成年人、老人经验中所包含的真理也只有经过自己的实践,才能内化为自身的血肉。
第三,因此,鲁迅最看重的是实践,是行动。鲁迅在这段话里,用形象的语言,反复强调的“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”,“辟成平地”“栽种树木”“开掘井泉”,都是在讲实践与行动的意义。鲁迅曾说:“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‘行’,不是‘言’。”(《华盖集·青年必读书》)此话遭到很多的误解与攻击,人们不能理解鲁迅的苦心与深意。
在鲁迅看来,“言而不行”,缺乏实践与行动的能力,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弱点;新的价值理想的建立,新的人生目标的确立,都不可能仰赖书斋里的苦思冥想,而必须在实践与行动中不断思考与探索;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,在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循,即“没有路”的情况下,人们只有一条出路:自己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,“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”,一边摸索,一边不断校正方向,总结经验,最后走出一条路来。
第四,鲁迅主张有理想、有追求的年轻人要“寻朋友,联合起来”,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共同的探索与努力。鲁迅看得很清楚:“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?有醒着的,有睡着的,有昏着的,有躺着的,有玩着的,……自然也有要前进的。”他更清醒地看到,要前进的青年只是少数,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具体环境里,常常是孤立的。
第五,鲁迅同时提醒年轻人:你们所要走的探索、追寻之路,将充满艰险,会遇见“深林”“旷野”与“沙漠”,会有失败与曲折;但同时又要有自信,因为“你们所多的是生力”,“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”。(《集外集·田园思想》)不管遇到多大阻力与困难,只要坚持,并认真总结经验,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,就一定有希望。
04 鲁迅的泥土精神
而鲁迅的期待,同样体现在他的“泥土精神”上,在鲁迅当年(1924年)和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师生、校友的一次谈话中(《未有天才之前》),和盛行一时、至今愈甚的“天才”教育相反,鲁迅号召年轻人要甘于当“泥土”。他说——
“就是在座的诸君,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,然而情形是这样,不但产生天才难,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。我想,天才大半是天赋的;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,似乎大家都可以做。做土的功效,比要求天才还切近;否则,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,也因为没有泥土,不能发达,要像一碟子绿豆芽。”
在我看来,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,很可以作为年轻朋友立志时的参考,一是强调“大家都可以做”,而不是有“天赋”的少数人才能做;二是强调“切近”的人生选择,而不是高远的难以实现的目标;三是强调与作为“泥土”的普通民众的亲近与血肉联系,而且自己也要做“泥土”,成为普通民众的一员。
赵延年木刻版画《鲁迅像》
“泥土精神”,大致有两条。一要“扩大了精神,就是收纳新潮,脱离旧套,能够容纳,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”。——我们所要做的是新时代的“泥土”,因而就必须能够“吸纳新潮”,具有改革的精神,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基础。
二要“不怕做小事情”。——这里所显示的“不怕做小事情”的坚实、坚韧,脚踏实地,埋头苦干的精神,是典型的鲁迅精神。这里不妨摘录一些以作共勉:
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,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?》)
“那切切实实,足踏在地上,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,我得引为同志,是自以为光荣的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答托洛斯基派的信》)
“仰慕往古的,回往古去罢!想出世的,快出世罢!想上天的,快上天罢!灵魂要离开肉体的,赶快离开罢!现在的地上,应该是执着现在,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。”(《华盖集·杂感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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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孙嘉婧、黄泓
观点资料参考:《鲁迅与当代中国》,钱理群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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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粉700万的美国“90后”,他眼中的中国人多有趣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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